台湾老人北京门头沟失踪 民间救援队14天搜山成本考量

4月16日，蓝天救济队还在继续搜索失踪的台湾老人。新京报实习生 翟超 摄

　　4月4日，60岁的台湾人董先生在门头沟清水涧爬山失踪，至今14天过去，仍无任何信息，但救济仍在继续。

　　对搜救终止时间，各救济队表示并没有明确标准，最后就是“不了了之”。而为了这场搜救所付出的时间、人力、物力等本钱，都在由谁承当?谁在为救济作出决策?通过这个案例，民间救济的现状似可1露端倪。

　　1 什么时候撤出谁说了算?

　　停止搜救需专家团队“会诊”

　　“每条线路最少已过3组搜救人员排查，”蓝天救济队队长远山指着电脑上的密网，“全部山几近翻了几遍。”

　　什么时候停止搜救?远山没有答案。

　　蓝天救济队法人邱丽丽说，要分析各种综合因素，1般情况，搜救最少会延续两周。如果不是天寒地冻，失踪驴友有1定野外生存意识，坚持两周完全有可能。

　　1个地方，不同的搜救组去过3次，还是没结果，“以往我们救济队就能够宣布撤出了，”远山说，周末，还会继续组织队员上山。

　　“但如果官方总指挥不同意我们撤出，就得配合，”远山说，停止救济这类重大决策是作为总指挥的政府说了算。

　　“但据以往经验，官方不可能做出这类决定，除非家属让停止搜救。”远山说。

　　董先生的妻子说，“救济队很努力，但每一个人都有耐力极限，可能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我是不会放弃搜救的。”

　　其他几支民间救济队则坦言，谁也不可能给出什么时候停止的决策，也没有这类标准。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国际紧急救济专家、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高层培训中心公共管理专家委员会主任崔和平认为，现在基本可以停止搜救了。

　　崔和平指出，野外搜救有1个自然人存活规律，如果人遇险，能够保证呼吸，但没有水和食品的条件下，正常生命存活期最长7天。固然也会有生命奇迹存在。

　　但崔和平同时指出，什么时候停止搜救需要专家团队来“会诊”。由于家属总抱着1线希望。而政府喊停，易引发公众误解和家属不满。

　　崔和平指出，每次搜救，都不能简单地判断是不是停止搜救，而应及时成立专家团队，他们了解救济规律，知道救济的代价有多大，如何与家属沟通，什么时候结束搜救。

　　2 谁来指挥搜救气力?

　　搜救之初应由红会提早参与

　　据了解，每次山野搜救，当地政府、公安等部门牵头组建前方指挥中心，担负总指挥，各方救济气力来指挥中心报到登记。政府部门负责重大决策，调和民间救济队、急救、消防、武警等多方气力，还会提供通讯等后勤保障。

　　远山说，对搜索线路的制定，搜救人员分配，政府部门1般会交给专业救济队。

　　多年来的搜救经历，令蓝天救济队与官方的合作默契，“蓝天”几近成为每次官方牵头救济的行动指挥，此次门头沟搜救也不例外。

　　远山说，他们把每天的搜救线路和人员安排报告给政府部门，经同意后，再展开工作。“毕竟我们是专业人员，方案都会通过的。”

　　此次门头沟搜救大约1周后，几家民间救济队实质上脱离了指挥中心的统1调度安排，而是按各自的线路进山搜索，搜索无果后悄然撤出。

　　崔和平说，政府最大的优势就是手中的权利，是决策保障者，搜救专家在救济进程中需太多资源支持，但他调不动，政府应保障专家最大的需求，实现专家指挥的最好效果。

　　“政府应当把它不专业的领域放权给社会和市场。”崔和平认为，生命解救触及很多专业知识，不同生命解救活动需总结过去经验、专业知识，应让懂的人去指挥。

　　政府要注意避免非专业决策、避免干扰救济、避免资源耗费、避免风险质变、避免善意的背法。政府要发挥的是5种气力：保障力、调和力、号令力、凝聚力、公信力。

　　在崔和平看来，北京市红10字会是最适合的组织，由于在中国，红会不但是人性救济组织，也有很强的政府背景。

　　红会从搜救1开始就应当提早参与，包括组织社会救济气力、专家团队、抚慰家属等工作。

　　3 谁来承当救济本钱?

　　志愿者自愿买单谢绝援助

　　至今，进山搜索已超过1000余人次。其间，时间、人力、物力本钱耗费巨大。

　　蓝天救济队外地队友驾车驰援，自付油钱。队员黑蝙蝠为队友们支付了1次住宿费，1000元。有时食品少了，衣服鞋子坏了，谁看到了谁就会自觉购买补给。

　　远山说，不但志愿者自己不算，全部团队也不会算。

　　去年10月刚成立的浩天救济队已有200名队员。两名队长包揽了每次救济的本钱及平常培训、设备等费用。队员们会自带食品及个人登山设备。

　　蓝天救济队法人邱丽丽说，“我们历来没斟酌过本钱问题，这个没法算，多少钱算适合?人命无价。”

　　“本钱再高，也不收取被救人1分钱”。蓝天、浩天、红箭等救济队，不管队长还是队员，基本异口同声。当董先生的妻子提出要给救济队辛苦费时，遭到谢绝。

　　邱丽丽说：蓝天救济队之所以能延续运营，关键还是那些参与搜救的队员，每一个队员都是志愿者和捐赠人。

　　刚成立半年的浩天救济队现已有200名队员。两名队长包揽了每次救济的本钱还有平常培训、设备等。队长聂建良不无耽忧，成立至今不到半年，参与搜救10几次，两名队长投入1056万。

　　聂建良斟酌寻求社会和政府支持，“要是我有1天支付不起了，全部团队就面临危机，救济气力就会被削弱。”

　　很多救济队谢绝过企业援助。拉援助，资金是充实了，但运营管理水平跟不上，意识不到位，“这个队伍还能保持纯洁吗?”这是远山最大的耽忧，“公益组织最重要的是理念和精神。”

　　目前，蓝天救济队每一年有不超过5万元的善款捐赠。政府也会购买服务，提供1部份设备和培训费用。

　　4 民间救济能走多远?

　　建议保险业和救济机构合作

　　绿野救济队的周京民说，山里满是荆棘，走路几近不能抬头，需要低头钻，两手不停地扒开荆棘。刚被雨水淋过的泥土湿滑，1路上有3名队员滑倒，而1脚以外，即百米悬崖。

　　而志愿者们也有耽忧，他们表示，国内没有专业救济保险，如果救济时意外受伤，根本没有保障。

　　志愿者们期待，国家是不是会出台1些志愿者的保护条例。

　　另外，1些非专业人士容易忽视的问题，专家也会留意，比如失踪者是不是购买了保险，其使用的信誉卡是不是包括了国际紧急救济服务等，如果有国际基金救济保险，那末搜救本钱问题就能够由保险公司承当，救济队的本钱也得以解决。

　　“我打心眼里敬佩蓝天救济队，但救济者的志愿精神，不能成为社会的保障系统。”崔和平指出，1个完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靠这样的精神来支持。野外搜救应从过去政府包办、社会气力转变成新型保险业。

　　崔和平指出，野外搜救要走专业化、产业化的模式，就要让保险业和救济机构合作。随着紧急救济保险产品的推出，当你遇险时，会有社会资源来救助你摆脱困难，保险公司会为此买单。这个观念不但是要政府意想到，民间气力、社会公众也要意想到。

　　在美国、亚洲发达国家、欧洲国家，依托的就是现代新型保险业。当投保人在全球旅行遇险，动用了专业的紧急救济气力，保险公司拜托救济组织对投保人施救，所有经费都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公司乃至会从投保人的保费中抽取很小1部份的钱，用于支持救济队平时的运转。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王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