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梅永红CFP资料图

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梅永红。C FP资料图

公务员实际上已变成一个职业化的岗位了，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了。如果有更好的职业寻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我们在行使权利时，受到束缚是不是是太少了？前日，在山东团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抛出了这个疑问。

梅永红说，中组部曾来济宁调研干部制度，他向来调研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凭什么这么相信我？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是有私欲的，把人放到一个位置上，赋予他一个无边的权利，实际上是把他放在悬崖边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不受束缚的权利一定产生腐败。

他呼吁国家要加强对权利的束缚，如果不能把这道栅栏扎紧，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更大的案子。

这番言论，使得同组的赵冬苓代表不由为他点赞：作为一个市长，能这样说，说得真好。

梅永红1987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国家部委工作，直到2010年10月调到济宁市主政，在地方工作的4年间，也让他对基层政府治理有了新的体会。前日他就依法行政、公车改革、4风建设等问题向南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谈机关负责人出庭

相信地方主官有这份底气和自觉

南都：昨天你谈到了依法行政的问题，新行政诉讼法5月1日起实行，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你觉得通过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能促使政府去畏敬法律吗？

梅：这个作用会非常明显，我也相信地方行政主官有这份底气和自觉去面对法律的判决。

现在政府面对着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我跟法制办说以后有告市政府的，就安排我出庭吧。

为什么我想去出庭？一方面可以强化我自己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对济宁市各级政府有个昭示，我们一定要依法行事。如果违反了法律，你也一样要成为被告，乃至要遭到法律的裁决。

南都：那你后来出庭了吗？

梅：后来他们怕社会上过量解读，最后通过政府的法制办来解决了。

政府官员走上法庭，成了被告，仿佛成了不光彩的事情，另外舆论可能会认为你在出风头。

我认为将来社会舆论也要修建一种宽容的氛围，要多鼓励政府官员能够来面对法律，走上法庭，让它成为常态。

谈公务员离职

公务员已变成一个职业化的岗位

南都：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公务员离职，包括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也离开公职，你怎样看？

梅：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使得许多人把做官作为最大的目标。

现在这点正在产生改变，公务员实际上已变成一个职业化的岗位了，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了。

这就是一份职业，最后如果有更好的职业寻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我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公务员岗位，下海的，回学校做研究的，乃至有的到了司局级都不做了。

谈基层干部

县委书记月入3000，还不如工厂打工的

南都：2010年，你从科技部调到济宁市工作，谈到基层的工作，你在昨天的发言中，用到了处心积虑四个字，在基层的工作难吗？

梅：我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早上8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8点前能进家门。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那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3800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基层政府官员每天要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没几个人不是焦头烂额的。固然做公务员的特殊性，就在于讲奉献、讲牺牲，他们如果违背了法律、良知了，也理应遭到惩罚。

对基层政府官员进行监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对的，但不能过分的苛责，乃至动则谩骂，应当更加理性对待他们。

南都：很多官员走上了腐败的道路，是否是跟收入不高有关系？

梅：我倒不这么认为，公务员工资制度有它合理性，毕竟老百姓收入其实不高，作为公职人员，和老百姓收入差距大了也不行。

习总书记也说了，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

你对这个收入不满意，可以去做别的选择。绝不能把工资偏低作为腐败行动的借口。不然怎样解释有的官员贪了几千万还在贪？

谈四风

有时我骑个自行车就去调研了

南都：太忙了，是不是是跟会议太多也有关系？

梅：之前确切这个问题突出，近几年有很大改变，现在能不开的会尽可能不开，能开短的会议不去开长会，能合并的会就不分别开，能通过视频开的就不用都拉过来开。

现在法治还不健全，通过开会去动员、部署还是有现实意义，不能简单来否定开会。

固然，会多了，把开会当作推动工作的唯一的方式，这个就是形式主义，我们要加以摒弃。

南都：确切感觉到10八大以后，这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转变了许多。

梅：之前我们到县里去调研，县主要领导都在进他们县的路口等着，现在都是直接到现场，大不了你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地形，县里面派辆车帮你引下路。陪同人员都在现场等着，而且每次都要限制陪同人数。

南都：那你去调研是怎样的？

梅：有些调研，我明确不要下面的县长、局长参加，常常一辆车就下去。有时去一些社区，我骑个自行车或走路就去了，有时还开自己的私家车去。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我，全国都是这样，这今后也是一种常态。

南都：不怕上访的人围住你？

梅：怕甚么？平时我也常常去信访大厅去接访，这个社会整体稳定、安全，很多市民都认识我，我去调研时，他们还热忱地跟我打个招呼。

谈公车改革

取消官员特权意识意义更重要

南都：你说你有时开私家车去调研，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该用公车，什么时候该用私车？

梅：过去我在部委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公车，常常是私车公用，上下班自己的车，去办事也开着自己的车。

现在到地方去，我感觉，如果真是用公车去办公事，没什么不合理。问题在于，很多人不该配车的配车了，而且还开着公车去做私事，去旅游去接送家人。

这不管从道理和法理上都是不应当的。

现在中央到地方全面推开公车改革，今后公车取消了，可以最大限度着落行政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很多社会问题，公车在老百姓眼中就是一种特权。

公车取消后，可以让大家都意想到，我们作为官员本来就是和百姓同等的，而不是说走到什么样的职位上就应当享受怎样的特权。

谈地方立法权

常常发现法律不具体、难实行

南都：这次全国人代会会正在审议立法法修正案，一旦通过，今后设区的市都将取得立法权。济宁是否是也在积极争取？

梅：固然在积极争取，济宁是煤炭资源型城市，面对煤炭价格下跌、土地塌陷、农民失地、生态破坏一系列问题，我们对其进行解决的时候，常常发现相干法律条文不具体，都是原则性的，很难履行，怎样执行都是公道的，这让人觉得困扰。

固然，我们国家那么大，从国家层面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具体照顾到每个地方的实际。

我们有了地方立法权，就可以针对当地重大的、关乎民生、关乎重大社会长远发展的领域进行立法，像对煤炭塌陷区的治理，这就亟待通过立法来解决。

济宁年产煤炭1亿吨，每一年造成3万到4万亩的塌陷地，现在总共60万亩塌陷地，造成很多农民失地。

作为政府、企业到底应当承担什么，现在对这方面的法律条文是很粗线条的。

采写：南都陈龙实习生吴梦姗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