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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县木塔保护的世纪之争（上）

1930年的应县木塔

应县木塔西立面

上个千禧年伊始，中国处于几个封建王朝分立的状况。虎踞北方的是当时最强大的辽，史称契丹。

11世纪中叶的辽国力强大，幅员广阔、称雄北方，也有了大兴土木广建佛寺的资本。先是在巴林右旗建造埋藏佛舍利的庆州白塔(1049年)，同时期可以见证东方佛教、印度教大发展的，还有我们西南邻居吴哥王朝（高棉）正在建造着名的巴方寺

（Buphuontemple-），东北方向日本的京都在大约同时建造着名的平等院（ByodoinTemple1053）。

辽清宁二年（1056年），当时在任的代宗皇帝命令在雁北高原的应州建造佛塔，于是在动用了大批劳力、几乎砍光了周边树木的情况下，建造起一座庞大的寺院和其中最着名的高达64.8米的木结构塔 释迦塔，后世称之为应县木塔。

客观地说，中国在辽之前，从汉至唐，曾建造过无数木结构的高层建筑物，比应县木塔高者应不在少数，但都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消失了，只有应县木塔经历近千年而不倒，独领风骚。

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传统木结构古代建筑中结构最宏伟、高度最高、体量最大、该类型年代最久远的建筑遗产。

应县木塔也是现存木结构中存在安全风险最大的一处，如木结构的倾斜、位移、构件损坏、材料风化等病害应有尽有。

木塔的现状也是业界多年争论的重点之一。某些专家认为木塔的倾斜与残损已经十分严重，遇到大风或者地震即有倒塌的危险；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木塔现状并无大碍，即使再维持百年也很安全。

应县木塔的保护、研究工作同样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近几十年关于保护与维修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探讨。

应县木塔自从列入保护研究的法眼，加入保护与研究行列的有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高校、科研机构的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以及长期从事传统建筑保护的老专家、学者。他们以各自以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业务素质，以及对文物保护哲学和原则的不同理解，提出过各种不同的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保护维修的建议。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这些观点各不相同的看法，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和讨论，有时还要通过举手表决来表明态度。估计中国目前还没有那个古代的建筑遗产有过如此的魅力和经历。

辽代的那个皇帝估计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一时之念，竟然留下世纪难题。

木塔的认知

关于应县木塔保护方法的思索，从梁思成先生发现木塔后就开始了。当大家发现木塔的宏伟和精巧后，紧接着就不约而同的担心起木塔的安全，想着如何对塔进行修整。

应县木塔要不要修，基本上专家的意见是比较统一的，那就是要修。原因大家都认可，就是木塔在经历了近千年的风雨后，存在这样那样的隐患。

从木塔的整体结构看，它是唐、宋时期典型的水平层间结构的叠罗的代表，即各层柱、梁架斗拱相互交替叠罗在一起，并在应县木塔上进行了重新组合。应县木塔有9个柱层（其中一层柱有夹墙支撑），8个梁枋斗拱层，一个屋顶梁架层，从外观上看就是五级的明层楼阁加上作为基座的四个暗层。

由于木塔分为内外槽，内槽为设置佛像的空间，要求高度较大，外槽空间主要为人的活动空间，可以低一些，因此内槽的梁枋层被打断后形成空筒。

这些层间结构均由木质构件组成，木梁、木柱、木枋、木斗拱、木屋顶，只是屋面用了瓦瓦的做法。

木构件之间的构造，遵循较为规范的辽代木结构建筑物的营造工艺，其平面模数、才分制度均取自汉唐以来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成熟经验，因此可以说是千百年中国古代工匠成就的结晶。以此推论，这座经典建筑的范例，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事实证明，该塔建成九百多年来，经历了数次较大的地震和其他的外界破坏的危机，总归挺立至今，不能不说是对中国这种独特木结构做法的极大认同。

可惜的是，当时的辽代从官府到工匠，并未对木塔的建造留下只言片语，当时的设计、建造工程及其相关的技术档案几乎为零，导致我们今天对建造时和建造后的情况一无所知，一切仅凭猜想。

当然这种结构的木质建筑物，总归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如木材材料性能的限制、榫卯结构在节点作用上的不足，结构体系本身合理的程度，导致其不可避免地存在风险，历史上几次大的维修加固就是证明。

历史上对木塔的几次维修加固倒是记录在案。建成约150年后的金朝人等很尊重前朝的劳动，并未对这些前朝的标志加之刀斧或者付之一炬，而是不遗余力地进行维修。估计木结构高层建筑的病害在百年后暴露无疑，因此那次维修应是根本性的，有可能现在主柱之间加的附柱，暗层内外槽间的斜撑均为金代的杰作。至于现在的那些病害是那些年代传承下来的则语焉不详。以后大约每120~150年基本大修一次，算下来历史上称得上大修的大概有6~7次。其他均是小修小补。最后一次是民国年间，大约是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这些历史上的维修，其记录大多是为了表功颂德，真正谈到工艺技术及修缮本身的也并不多，因此我们仍然不清楚每次修缮后的情况及其对当时状况的详细记录。

真正开始科学记录应县木塔的是梁思成先生在营造学社期间的研究。当时对其建筑艺术的成就和以此彰显中国乃至东方木结构古建筑之独特魅力的评价很多，但从保护目的发表的评语则相对较少。也可能当时大家并未察觉到木塔的真正风险，或者风险确实不严重。

真正发现木塔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几次实地勘测，发现木塔二、三层的西南面的塔身木柱存在非常明显的倾斜，这些倾斜程度在一般结构的概念上可以说非常严重。再加上一些构件的残损，诸如劈裂、弯曲等，使人们对木塔的安全产生很大的担忧。1976年，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院的前身）派出专家对木塔进行了第一次现代保护意义上的加固，在二层最严重的两根内槽屋身柱的内侧加上了三角支撑，用以抵挡木柱向内的倾斜。对这种加固的结果有着不同的评价，但总的来说还是应该予以肯定。

自此以后，木塔的保护、维修、加固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倡导下，相关从事文物保护工程技术的机构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开始以各种形式开展对木塔保护维修思路和原则及其设计的尝试。

落架、支撑、抬升之争

上世纪中叶国家初兴，1951、1952年即对应县木塔进行了维修，罗哲文先生后来回忆说， 这属于保养工程，对于木塔第二层各柱向东北方向倾斜的严重变形，必须全部落架，才能解决问题 ，这估计是最早提到要对木塔进行彻底的维修。罗老的建议是要 落架维修 ，然而在当时国力尚弱，百废待兴之时，这方面的工作，其巨大的成本显然不能列入日程。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木塔的维修并未列入重点考虑的对象。山西古建维修的大佬柴泽俊先生1979年编写山西古建筑介绍时，还说 应县木塔虽身中200多发炮弹，使二、三层略有倾闪和扭动，但仍基本完好，安然无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木塔各方面的病害似乎越来越严重，人们对木塔现状的担忧也越来越沉重，特别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让人们感受到了自然的无情和强大，对木塔能否长久保存产生了疑问。于是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吹响了应县木塔维修的号角。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成立国家、省、市县各级共同参与的 应县木塔维修办公室 ，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就是准备实施木塔的维修。

然而，要想提出一个大家认同的木塔维修的方案，却不是一帆风顺。从一开始，即有现状维修、落架维修、支撑加固等观点，后来又出现 上部抬升 的创意。由于这些观点的提出错综复杂，且过程杂陈难耐，在此不打算列出豆腐账，仅就这几种代表性的保护维修观点进行粗略的介绍。

（2013年8月23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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