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疑案：“反动文人”鲁迅究竟有没有被通缉

　　1937年5月，鲁迅的生前好友许寿裳在《鲁迅年谱》中写道：193〇年……3月2日参加“左翼作家同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鲁迅自己除在日记中记载：“（1930年3月19日）往中国公学分院报告。离寓。”到4月1日回寓，6日又“寄宿邬山生寓”，到4月19日才回寓。避难固然是由于有危险。但是，他在书信中对这事的说法却又语焉不详。因此，后来有的人就认为实际上其实不存在所谓的通缉令。

　　在过去的几10年中，谈到这事的人很多，此事也就成为鲁迅生平中1个“哥德巴赫料想”。

　　在其他组织被取消前，自由大同盟早已被取消

　　从国民党相干密函文件中可以看到，通缉是首先从自由运动大同盟开始的。由于这个同盟把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所以当局也最重视。15889号密函中说，“‘中国社会科学家同盟’……等反动组织与已呈请取消之‘自由运动大同盟’同为共党在大众中公然活动之机关，应1律予以取消，以遏乱萌”，因此两案合并办理。就是说，在其他组织被取消之前，自由大同盟早已被取消了。这里还有1个材料，更可证明这1点。国民党中央机关刊《中央党务月刊》第2108期（1930年11月）所载的1份3月至5月工作报告中说：自由运动大同盟“活动之情形及主持人名单，均经本部前后呈请常会函国府令饬上海及各省市查封其机关并通缉其主持人在案”等语。这便可知，3至5月间江苏省党部已呈请通缉了。而鲁迅说，“率先”呈请通缉的是浙江省党部。那末，最少不会迟于这个时间。

正如倪墨炎先生说的，15889号密令是专为取消并通缉中国社会科学家同盟等8个团体而发，但同时也包括了自由大同盟。不过，在此之前，1定还有1个专为自由大同盟而发的密令。而这个密令的时间，应当在上半年。5月间当鲁迅说“仿佛并没有实行”的时候，也许就在此时，1个通缉令已发出。

　　至于通缉的对象范围，在15889号密令中明显是上述8个团体再加自由大同盟。鲁迅在9月20日说“现已在查缉自由运动发起人‘腐化文人’鲁迅等5101人”，仿佛这是援用某种文本，而5101人也就是在《宣言》上签名的人。但据郁达夫后来在《回想鲁迅》中说：“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有610几个，多半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令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诸先生。”依照上面所引的15889号密令，其中开列的，除左联成员外，还有其他团体的成员名单，加起来共6105人，与郁达夫所说相合。

　　综上所述，通缉令是真的了。但是最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何这个通缉令是由鲁迅的故乡浙江省最早发难的呢？这依然是个难以解开的谜。

浙江省党部为何率先呈请通缉？

　　1936年，鲁迅又专门记录了1930年的这1件往事，当时并没有发表，仿佛是“立此存照”的意思：

　　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2人果渐腾达，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

　　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1小报，约每个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310。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官，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轶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然1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鲁迅全集》第8卷第404页）

　　看得出，语气是深恶痛绝的，并且鲁迅在去世前作这样的记录，是含有深意的。如果没有事实，鲁迅这样记录，就变得没来由了。这里提到的3个人，全是浙江人，揭开浙江呈请通缉鲁迅之谜，要从这3个人说起。

　　许绍棣，浙江临海（旧属台州府）人，国民党CC派重要成员，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任浙江省党部委员兼教育厅长。1928年，当鲁迅编辑《语丝》时，曾因处理1封读者来信，得罪过他。事情是这样的：

　　1928年7月，鲁迅在他所编辑的《语丝》上刊登了1篇署名“冯眺”（后来知道，这人真名叫徐诗荃，后来成为鲁迅的私淑弟子——锡荣按）的文章《谈谈复旦大学》，指出该校的1些不良现象，引发了1些该校学生的不满。1个已毕业的学生写了《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1文反驳冯文。鲁迅也其实不抱偏见，将来文不加删削，全文刊登了。以后，有署名“章达生”者来信，不但非难冯眺，而且对编者鲁迅也加以讽刺和非难。鲁迅因此在全文照登的同时，写了案语对他的偏颇的地方略加反驳，同时并选登了另外一篇赞同冯眺的文章，以见公允。不料，这就开罪于复旦大学毕业的许绍棣。许因此对《语丝》很是不满。这就成为后来呈请通缉的重要动因。

　　叶溯中，浙江永嘉（旧属温州府）人，也是国民党CC派成员，当时也是浙江省党部委员。后来担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曾任正中书局副总经理。

　　黄萍荪（鲁迅又写作黄苹荪），浙江杭州人，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助理编审。1933年，郁达夫迁居杭州后，他攀识了郁，又通过郁向鲁迅索要书法字幅，鲁迅为他写了1幅5绝古诗。1935年他在编辑《越风》半月刊时，擅自把此诗刊登在该刊上，以广招徕。还寄给鲁迅，要求继续供稿。鲁迅很讨厌他。1936年初，他写信向鲁迅约稿，开始鲁迅不理他，他就盯住写，鲁迅为了打发他，就回了这样1封信：

　　苹荪先生：

　　3蒙惠书，谨悉种种。但仆为67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省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顿首 2月10日

　　口气虽尚委宛，但也已斩钉截铁，而且把“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1语记入记事，铭记不忘。“腾其口说”1语，也是《江苏党务周刊》上那篇文章中的话。后来黄又连写7封信给鲁迅，鲁迅再也没有理他。虽然说后来有人说黄并不是受“党部”之命，他办的《东南日报》也并没有“每个月必诋”鲁迅两次，但他的做法使鲁迅很讨厌他，因此把他与许、叶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

　　1936年，有人来向鲁迅说情，要他表示顺从当局，则可消除通缉，鲁迅表示，本来浙江方面自己也很有熟人，是可以说得清楚的，可是他们既然采取如此极真个做法，也就没有甚么好谈的了。

　　这里他说的浙江方面的熟人，就是他在北京女师大时的女学生吕云章。吕是山东蓬莱人，是许广平在女师大的同班同学。在女师大风潮中，她与鲁迅、许广平较为密切。后来鲁迅、许广平南下，她也去了杭州，担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1929年又回到北平，担负北师大斋务课分课主任等职。看得出，她对鲁迅很是崇敬，直到后来鲁迅在上海定居，她每过沪，都去造访鲁迅、许广平。鲁迅出了书，也常常寄给她。1929年3月，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戏称她为“该前委员”，说明他们熟习的程度。1932年鲁迅回北平，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1再提起她，可见其关心。虽然说1930年时她已离开该党部，但她与许绍棣等应当也是熟习的。关于复旦大学的事，本来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但对方既以势压人，公报私仇，鲁迅却偏不信邪，“用硬功”顶了回去。

　　面对劝降，他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

　　1936年7月16日，《鲁迅日记》记载：“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当时鲁迅大病初愈，本人已可以握管书写了，但这封给自己多年的学生的回信，他还是让许广平代复，这不是偶然的。

　　虽然李秉中是鲁迅多年的学生，鲁迅这封信他却没有拿出来示人。但是，李的来信却由鲁迅保存下来了。这揭破了1件秘闻。这封信是用旧式的“黄伞格”（即每次提到对方时都要换行顶格）写的，以示敬重：

　　鲁迅吾师函丈：前呈1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日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1事，中惟之数年矣！唯恐或有玷

　　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开口。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消除通缉，1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敢有损

　　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至无结果，不识师意何若。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

　　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曷胜伫盼！专此，敬祝

　　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 李秉中

　　7月103日

　　关于这件事，鲁迅的日本籍老友内山完造也有记载。他在《忆鲁迅先生》1文中说：

　　有1天。那是当先生卧病了3个多月的很凉快的时候，先生用很大的声音叫着“老板”，这类过分的突然，使我吃了1惊。由于这是病后的第1次。

　　“老板，今天精神很好，所以试行出来走1走。

　　“头几天从南京来了1个客人。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10分惦记着我。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1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

　　“‘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有10年之久了。由于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以后为先生所训斥，所以想预先得到先生的体谅。’”

　　我就问先生，那末，你是怎样回复他的呢？

　　“我由于很孤单，就写了1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不长，所以，最少通缉令这东西是无妨仍旧让它去的。”

　　我们很可以看到先生在讲完了这段话时的眉目的跃动。

　　（见《鲁迅先生记念集》第2辑第7—8页）

　　依照他的描述，这明显是指1936年秋产生的事。类似的话，鲁迅也跟周建人说起过。鲁迅对他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又据鲁迅另外一个学生许钦文说，鲁迅当时的回答是：“没必要了，由于这样做，肯定是有交换条件的。”

　　又据蒋锡金先生说，他曾听许广平说，1931年南京已有人来表示过类似的意思，鲁迅也未予置理（见蒋锡金《鲁迅为何不去日本疗养》，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续记

　　关于鲁迅被通缉问题，面目已基本清晰了，主要环节都已明确，虽然还有1些细节不明，但已不足以影响基本史实的认定。

　　从上面各人的记载看，虽然细节有些出入，但可知“劝降”的事肯定是产生过的。而李秉中的来信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通缉令的存在。他写了这封“劝降信”，师生的感情也就完全完结了：他的悲剧在于完全不理解他的老师。

　　因此，从李的“劝降”，便可反证当时的通缉令是确切存在的，否则根本用不着“消除通缉”。

　　至于鲁迅的反应，确切大义凛然，可敬可佩。如果国民党要消除对鲁迅的通缉令，本来完全不需要来征求鲁迅的意见，之所以要“征求”鲁迅的意见，1定是有条件的。例如，最少发表1个甚么声明。周建人说鲁迅表示“决不声明”，说不定就是对方提出的“交换条件”呢！

　　这事产生以后3个月，鲁迅就真的带着通缉令，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能不使人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