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未来十年是应对老龄化重要战略期

王羚:未来十年是应对老龄化重要战略期

未来十年是应对老龄化重要战略期

——专访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党俊武

日趋严重的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如何？又如何有备无患、积极应对？《第一财经》近日专访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

《第一财经》：最近有多位学者谈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并且算出了影响GDP的具体幅度。你如何看待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

党俊武：我也注意到有很多这样的研究，而且他们对人口老龄化影响GDP程度的估算基本相差不大，大概在2%，有的是1.6%，有的是1.7%，有的是2.2%。所以整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GDP的影响，大家的估计基本是一致的。这个影响程度确切非常大。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个预测是有假定条件的，假定我们对现在的老龄化加重不采取任何措施，影响的程度是这样。但我们不可能不采取措施。

关于具体影响，首先我们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从宏观上，它影响GDP的增速；从中观上，老龄化直接致使需求结构变化进而影响到产业结构；从微观上，老龄化深入影响个人和家庭的消费、投资等经济行动。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益的一面。人口老龄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成，它是一个渐进的进程。从现在到2030年乃至2040年，中国40岁到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很大。这批人很关键，他们进入老年以后会导致老龄化的急速提高，但在进入老年之前，他们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批人收入稳定，有一定储蓄，有一定投资风险意识，对经济的发展非常有益。

《第一财经》：既然老龄化对经济的发展是个硬束缚，考虑到各种有益和不利因素，应当如何来应对？

党俊武：首先从理念上，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经济长远发展战略的重要战略来对待，要使经济发展能够适应老龄化的客观要求。中国将成为老龄化经济体，不光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更要适应老龄化的要求。

其次要完善宏观调控，建立一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预警监测体系。老龄社会的到来加重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背离效应，加重了全部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这一块，必须有苏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考量。像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也是由于缺少这样一个预警监测体系。如果不和实体经济挂钩，单纯地在虚拟经济领域内加强监管，那是没有用的。中国下一步包括涉老资本在内的虚拟经济量越来越大，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上应当加上这个预警监测体系。

其3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充分推敲老龄化的要求。人口结构的变化就是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它对产业结构会产生新的需求。比如随着少儿占人口比例的减少，少儿人口相干产业结构要有所调解，而老年相干产业需要扩大。

其4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也要充分考虑到老龄化的硬束缚。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劳动力数量在减少，但这有一个度。比如说为了适应劳动力减少的状态，必须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但这个转变需要一个适合的速度，过快过慢都不合适。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劳动人口的总量还有7亿，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如果能做到以上这几点，中国经济应对老龄化应当没有大问题。

《第一财经》：现在中国农村的老龄化远超出城市，是更加严峻的“未富先老”。你认为应当采取那些措施来应对这类状态？

党俊武：农村的老龄化情势确切非常严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整体的老龄化程度要比城市高出三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生育率着落，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中青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所以，可以说是城镇化和老龄化两个要素相互作用，导致了农村严峻的老龄化。目前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最重要的3大风险就是收入减少、疾病、失能问题。一方面是有没有钱，另一方面是有没有人，来护理照料有需要的老人。

要应对农村的老龄化问题，首先要重新审视城镇化发展战略。我们的城镇化不能只是斟酌中青年农民，也应当把农村老人推敲进去。中国城镇化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造成了大规模的农村留守老人，这类状态必须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加以转变。要鼓励中青年劳动力和老年人一起迁移到中小城镇，同时政府应当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

其次是完善3大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老年人长时间照护保障制度、政府主导的低收入失能老人照护补助制度。同时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过去农村的习惯是养儿防老，现在人口结构产生变化，必须有比较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第一财经》：有不少人口学者提出，要缓解未来的老龄化程度，当务之急是要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党俊武：要不要调剂生育政策，必须站在未来看今天。我们说生育政策要不要调解，不光是说现在的“421”家庭结构问题、独生子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未来长时间段的人口总量和结构状态。

根据测算，到2053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到达高峰，老年人口总量为4.87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4.9%。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预测是建立在假定生育政策进行调解的条件下，也就是说生育率调解到世代更替水平左右。如果生育政策不调解，那末未来的老龄化情势要比这个预测严峻很多。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有可能在未来致使人口过度老龄化风险。一旦堕入人口过度老龄化，那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老龄化其实不可怕，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未来的常态，但过度老龄化将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考虑到人口发展的长远战略，我们必须加快完善生育政策，预防人口过度老龄化。

《第一财经》：从未来十年看，在应对老龄化上，你认为关键的点是什么？

党俊武：未来十年，也就是从现在到2022年，是我们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战略期。由于从2023年起，“60后”开始步入老年，这将引发中国最大范围的1波老龄化浪潮。所以，在2022年之前，我们的各项政策要做好充分准备，要捉住这个机遇期，过好这第一关。这就需要充分动员政府、社会、市场三个方面的气力，构成协力，共同应对老龄化浪潮的冲击。